强制医疗决议排除机关简直定

强制医疗决议排除机关简直定　　│闫俊瑛 张昊天　　一、案情简介　　2010年,某市公安局某区公循分局在办案中对涉嫌居心杀人罪的王某乙(路某某、王某甲的儿子)实施抓捕、拘留。经判定,犯罪嫌疑人王某乙无刑事责任能力,该区公循分局决议打消案件并对王某乙举行强制医疗。随后几年间,路某某、王某甲曾多次向该区公循分局、该区法院等信访,要求排除对王某乙的强制医疗,有关单元均未受理。2017年12月26日,路某某、王某甲向该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请求责令该区公循分局为王某乙管理排除强制医疗手续。

2018年1月3日,该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议书,以强制医疗不属于行政法调整领域为由,对复议请求决议不予受理。2018年1月12日,路某某、王某甲不平行政复议决议,起诉至该市第四中级法院。法院一审裁定认为,强制医疗是该区公循分局在其立案侦查的一起居心杀人刑事案件中作出的决议,属于刑事诉讼法调整的领域,由此发生的争议,既不属于行政复议法例定的行政复议规模,亦不属于行政诉讼法例定的受案规模,故裁定驳回原告路某某、王某甲的起诉。

路某某、王某甲不平,先后提出上诉和申请再审,上级法院先后以相似理由裁定驳回了二人的上诉请求和再审申请。路某某、王某甲遂向该市检察院申请监视。　　二、分歧意见　　凭据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百零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五百四十条的划定,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排除强制医疗的,应当向决议强制医疗的法院提出。

但该案不是由法院决议强制医疗,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应当向哪个机关提出排除申请?即,对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由公安机关依法决议强制医疗的,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排除强制医疗,应当向法院还是公安机关提出?现在存在以下两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应当由公安机关管理。理由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强制医疗主要由公安机关依据人民警员法第十四条划定自行批准决议,对强制医疗的排除也由公安机关决议。

王某乙系经司法判定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神经病人,依法被该区公循分局决议强制医疗,并交由该市安康医院执行。该区公循分局作为承办单元,最相识和熟悉案情及证据情况,当事人及其近亲属不平该区公循分局当年所作的强制医疗决议,由公安机关受理并回复当事人,有利于快速查清事实并回应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诉求,也切合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的划定和实践做法。

　　第二种看法认为,应当由法院管理。理由是,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编“特别法式”中新增一章“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神经病人的强制医疗法式”作为第四章,划定公安机关发现神经病人切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起诉历程中发现的神经病人切合强制医疗条件的,检察机关应当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

法院在审理案件历程中发现被告人切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议。且划定对于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报决议强制医疗的法院批准。自此,原理由公安机关自行决议的强制医疗,改为由公安机关提出申请,检察机关举行审查,法院依法决议。

凭据“法式重新”原则,应当执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划定,由法院受理审查。　　三、评　析　　笔者认为,该案不属于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调整领域,并同意第二种看法。

详细分析如下:　　首先,该案的争议焦点较为明晰,即路某某、王某甲向该区政府提出请求,责令该区公循分局为王某乙管理排除强制医疗手续的复议申请,是否属于行政复议规模和行政诉讼受案规模。凭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划定,有事实凭据是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条件;起诉不切合法定条件,已经立案的,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行政复议法第六条枚举了属于复议规模的十一种情形,除执法尚有划定外,当事人对属于复议规模的详细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的,一般是在知道该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

凭据以上划定可知,该案中,路某某、王某甲向该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责令该区公循分局为王某乙管理排除强制医疗手续,该请求实际是责令公安机关推行刑事司法行为领域的职责,不属于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调整领域,且该区政府作出的不予受理决议未对路某某、王某甲的权利义务发生实际影响。综上,路某某、王某甲针对该案提起的行政诉讼缺乏事实和执法凭据,法院裁定并无不妥。　　其次,对于跨越新旧刑事诉讼法的强制医疗运动,是否排除强制医疗以及由谁决议排除,应当遵循“法式重新”原则,由法院依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式举行审查决议,彰显法式正义和增强权利救援的立法目的。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原由公安机关自行决议的强制医疗法式改为由公、检、法分工卖力,纳入刑事诉讼的特别法式。对比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强制医疗法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适用法式从行政化走向司法化。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强制医疗由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依法审理后决议(法院在审判刑事案件中自行发现的除外),且三机关各自的审查、审理法式越发明确、细化、严格。特别是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必须组成合议庭、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署理人到庭、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提供执法援助等。二是赋予了当事人较为充实的救援权。

刑事诉讼法第三百零五条划定,被决议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署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议不平的,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填补了以往强制医疗法式中当事人权利救援的空缺。综上,笔者认为,对于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前作出的强制医疗决议,理应适用修改后的法式管理,充实体现执法修改的精神,彰显正当法式和人权保障价值。

故应遵循“法式重新”原则,由有统领权的法院管理。　　最后,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的划定明确此类案件的统领法院。

对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由公安机关决议强制医疗的,由于不存在事实上的决议强制医疗的法院,当事人及其近亲属若申请排除强制医疗,应当向哪一法院提出?笔者认为,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明确的统领原则确定统领法院。《解释》第五百二十五条划定,检察机关申请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神经病人强制医疗的案件,由被申请人实施暴力行为所在地的下层法院统领;由被申请人居住地的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申请人居住地的下层法院统领。

其确立了决议强制医疗由暴力行为所在地的下层法院统领为原则、被申请人居住地下层法院统领为破例的统领尺度。而申请排除强制医疗又是“报决议强制医疗的法院批准”,故可以参照上述划定精神,由实施暴力行为所在地的下层法院统领此类跨越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申请排除强制医疗的案件。一方面,由暴力行为所在地的下层法院审理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提出的排除申请,便于法院开展观察核实等相关事情。另一方面,此类案件中的强制医疗决议,往往也由暴力行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作出,由同一区域的法院对接相应的公安机关,便于开展调阅卷宗等协调事宜。

同时,如果实施暴力行为所在地的下层法院认为由被申请人居住地的下层法院统领更为适宜的,应当由双方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层报配合的上级法院指定统领。　　(全文详见《人民检察》2020年第10期或请关注《人民检察》微信民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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